这种(zhong)框架的建立(li)，同时为讲话确立(li)了情感基础。通过强调对将领与科(ke)学家的暗杀、小学生与普通民众的伤亡，受害者叙(xu)事(shi)从精英延伸至社会各阶层(ceng)，构建出“整个民族共同受攻击”的认知图景。这些(xie)叙(xu)述不仅在于激发悲愤，更在于消解(jie)社会分层(ceng)，将阶层(ceng)差异置于共同受难的叙(xu)事(shi)之下，使动员的对象从特定群(qun)体扩展为全体国(guo)民。通过反复(fu)呈现烈(lie)士与儿童的牺牲，战争(zheng)被道义化；通过强调敌人的“误判”与人民对敌的“挫败”，胜(sheng)利的预期被植(zhi)入其中。这一部分因此不仅是回顾，而是塑造。它所构建的现实，是后续动员逻辑得以成立(li)的基础。

其次，核(he)心重(zhong)点在于巩固“人民-体制-战争(zheng)”的绑定关系。在这一认知框架之上，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更具结构性的命题，即如何将“人民”整体纳入战争(zheng)体系。与一般以军事(shi)行动为中心的战时表述不同，讲话并未着重(zhong)强调具体作战能力，而是通过对一系列社会行动的重(zhong)新定性完成这一绑定。2026年1月12日(ri)平息(xi)国(guo)内动荡、2月11日(ri)革命纪念日(ri)的集体动员、3月13日(ri)古都斯(si)日(ri)的大(da)规模游行示威，这些(xie)行为在原本语境(jing)中属于政治表达(da)或社会动员，在讲话中却被统一转化为“对敌打击”的组成部分。这一转化的意义在于扩展了战争(zheng)的边界，使其不再局(ju)限于导弹与无人机，而延伸至广场、街区与清真寺。

“伊朗的前线远比敌人想象的更为宏大(da)”，这一表述将整个社会空间定性为广义战场，而非战争(zheng)的后方。值得注(zhu)意的是，这种(zhong)定性对于穆杰(jie)塔巴(ba)本人而言，同时解(jie)决了一个更为迫切的合法性问题。他的权威无法像其父(fu)那样(yang)依赖数十(shi)年积累的宗(zong)教与革命资历，而是需要(yao)在上任之初迅(xun)速确立(li)。将人民的集体行动界定为“创(chuang)造史诗”，并将自身呈现为这一史诗的见(jian)证者与引领者，实质上是以人民的行动为新领袖的权威背书。讲话进而将这种(zhong)“在宗(zong)教、思想、文化和政治背景各不相同的伊朗民众之间形成的奇迹般的团结”解(jie)释为“真主的恩典”。这一表述不只具有宗(zong)教意义，更将一种(zhong)现实中可能脆弱的政治联合，提升为具有神(shen)圣性的历史进程，使其稳定性超越了人为因素的制约(yue)。讲话强调要(yao)对这种(zhong)人民“在场”的热情“尽可能善加利用”，其深意在于，将单次动员凝(ning)聚起(qi)来的团结力量，转化为稳定、可持续的制度化国(guo)家能力。

战争(zheng)不会停，但又该如何持续？

第三，明确一个信号：战争(zheng)不会停、也不能停。上述绑定一旦完成，便产生了一个重(zhong)要(yao)的结构性后果，在当(dang)前阶段，冲(chong)突不存在现实意义上的停火空间。讲话没有直(zhi)接提出“继续战争(zheng)”，但这一结论(lun)已内含于整体逻辑之中。

首先，新领袖的权威尚未完全稳固，冲(chong)突降(jiang)温极易被解(jie)读为软弱，不仅削弱政治地位，也会松动刚刚建立(li)的动员体系。其次，社会情绪已被显著推高，烈(lie)士叙(xu)事(shi)与殉道文化形成强大(da)的情感惯(guan)性，难以短期回收，任何降(jiang)温举措都面临较高的政治代价。更根本的是，这些(xie)因素并非相互独立(li)，而是彼此强化。高涨(zhang)的社会情绪使停战在政治上代价高昂，这进一步将战争(zheng)逻辑嵌入日(ri)常治理，而治理对战争(zheng)的依赖，又反过来巩固了以战争(zheng)为核(he)心叙(xu)事(shi)的领袖权威。这种(zhong)自我强化的结构，意味着政策空间正在被持续压缩。讲话本身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，它每重(zhong)申一次战争(zheng)的必然性，便进一步缩小了走向另一方向的余(yu)地。

第四，真正的重(zhong)点：经济与舆论(lun)战。要(yao)维持一场无法停止的战争(zheng)，军事(shi)动员本身并不足够。持续对抗对国(guo)家承受能力的要(yao)求，必然将经济与舆论(lun)推入战争(zheng)逻辑的核(he)心。讲话在此完成了一个重(zhong)要(yao)转向，明确将经济韧性与信息(xi)管理纳入战争(zheng)结构。

讲话承认伊朗长期存在的经济与治理问题，并以一段颇具象征意义的叙(xu)述展开。穆杰(jie)塔巴(ba)o哈梅内伊表示，他本人曾乔装成普通乘客(ke)，乘坐出租车在德(de)黑兰(lan)街头与民众同行，倾(qing)听民众的言谈，强调“这种(zhong)采样(yang)方式胜(sheng)过许多民调”，并声称其本人的看法与民众对经济与治理问题的批评是一致的。这段话的核(he)心不在于走访(fang)本身，而在于通过将街头对话置于官方民调之上，重(zhong)新定义“何为可信的社会信息(xi)”，同时以“我的判断与民众一致”在权力与社会之间建立(li)一种(zhong)象征性的认知共识。它承认了批评的合理性，并将其引导为领袖亲自感知并认可的声音，从而将潜在的社会张(zhang)力转化为另一种(zhong)合法性来源(yuan)。在此基础上，“抵抗经济”作为核(he)心路径(jing)被提出，保障民生与创(chuang)造财富被明确纳入国(guo)家战略，并被界定为既是防御，也是反击。

这一表述内含一个不易察觉(jue)的张(zhang)力：战争(zheng)动员通常意味着要(yao)求社会牺牲，而这里却同时承诺改善生活水平。这种(zhong)两端并取的表述，既折射出现实压力的真实存在，也揭(jie)示出政权正在尝试一种(zhong)不同于单纯(chun)意识形态动员的治理方式，通过“承认问题、重(zhong)构信息(xi)来源(yuan)、建立(li)认知共识”，为长期对抗寻求更稳固的社会支撑。

向美以传(chuan)递信号，试图巩固东部战略纵深

最(zui)后，在完成对内的动员与结构重(zhong)构之后，这篇讲话也向外部释放出层(ceng)次分明的战略信号。针对美国(guo)和以色列，其核(he)心信息(xi)在于，伊朗不会因“斩首式打击”出现权力真空或体系崩溃，反而能迅(xun)速完成重(zhong)组并进入更高强度的对抗状态。这不仅是在回应对手的既有战略判断，更是在重(zhong)建威慑，打击不仅未达(da)预期，反而强化了对抗意志。对于海湾国(guo)家，讲话虽未点名，但通过其强调首份声明中的相关表述是“严肃(su)而真实的”，释放了明确警示，即任何与外部力量形成安全协同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间接介入，从而压缩地区国(guo)家的政策空间。

更值得关注(zhu)的是讲话对阿(a)富汗与巴(ba)基斯(si)坦的重(zhong)点提及。伊朗传(chuan)统的“抵抗轴心”以真主党(dang)、哈马斯(si)、胡塞武装为核(he)心，集中于西线与南线，而这些(xie)力量在过去一年均遭受严重(zhong)削弱，西线代理网络的整体韧性已大(da)幅下降(jiang)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强调东部邻国(guo)的“兄弟关系”，并以共同的伊斯(si)兰(lan)信仰与历史情感为纽带推动阿(a)巴(ba)合作，具有明显的战略补偿意义，试图在西线受压之际巩固东部纵深，形成新的区域支撑结构。

对土耳(er)其和阿(a)曼境(jing)内袭击事(shi)件的“假旗”定性，则兼具防御性外交功(gong)能，提前否认潜在责任，防止冲(chong)突外溢，同时将不稳定根源(yuan)归因于对手，既是舆论(lun)反制，也是对周边国(guo)家的信号管理。

总(zong)体来看，这篇讲话并非普通节日(ri)致辞(ci)，而是一份典型的战时政治文本。它的核(he)心逻辑是递进而非并列的：首先通过“三场战争(zheng)”的叙(xu)事(shi)建立(li)敌我结构与全民受难的认知基础；在此之上将社会行动纳入战争(zheng)体系，完成人民与战争(zheng)的深度绑定，同时为新领袖的权威寻找人民行动的背书；绑定一旦形成，便制造出结构性的不可逆，使停战在政治与情感层(ceng)面均代价高昂；而要(yao)维系这种(zhong)持续对抗，又必须将经济与舆论(lun)纳入战争(zheng)逻辑，以国(guo)家整体韧性作为根本支撑。对外信号则是这套内部逻辑的延伸，既维持威慑，也在主要(yao)代理网络受损的背景下重(zhong)新布局(ju)地区支撑结构。这份节日(ri)致辞(ci)同时也是新政权向内外同步发布的战时治国(guo)方略，其每一层(ceng)论(lun)述都在服务同一个核(he)心目标：将国(guo)家从“应对战争(zheng)”引导至“以战争(zheng)方式运作”。

（曾涛，伊朗伊斯(si)法罕大(da)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，浙江外国(guo)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；何乐(le)星，系北京外国(guo)语大(da)学亚(ya)洲学院博士研究生，浙江外国(guo)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）